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。我听过最离谱的一场性启蒙，是在一个死刑犯嘴里。

我三十岁出头，还在大西北农场劳改。啥也不懂。同屋有个喂猪的老哥，当过国军连长，快五十了。他跟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好过，从女孩十三一直到十七。被发现，要毙他。女孩咬死是自愿，他没被毙，改判十年。
公审大会开完，第二天就押他去劳改队。那晚我俩睡一个屋。我都困得不行了，他不让我睡。他把被子一蒙，跟我讲了一整夜他跟那女孩的事。不是忏悔。是凑到我耳边，拿烟杆敲着床沿，把三年的事儿全抖落干净了，像倒一筐快烂的菜叶子——这辈子最后一筐。
他说他这辈子不冤。反正喂猪，到哪儿都是喂猪。我听到凌晨，整个人是傻的。不是因为多龌龊。是我活到三十多岁，完全不知道男女之间还能有这一层——就像从来没吃过糖，你只知道这世上有糖，你甚至能背出糖的化学成分，但糖是什么味儿？你舔不着。
天快亮时他把烟掐了，说该睡了。他以后不敢讲了。后来我当了作家，写过那么多小说，从没写那个后半夜的细节。不是不敢。是总觉得怎么下笔都不对——他的语气，烟杆敲床沿的节奏，窗外狗叫，我躺在硬板床上听见自己咽唾沫。没法复刻。
他不是在跟我炫耀。他是临被拖走之前，慌慌张张把自己的时间倒进我这只空瓶子里。半辈子的饥荒，都在那个后半夜。